2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开创并引领了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国情研究，许多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情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持续创新，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难题寻找出路。

　　2008年11月2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深圳市，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因为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杰出研究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此次获奖，在胡鞍钢看来，“不光是个人的贡献，也说明了社会对国情研究的承认”。由发起成立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评选活动迄今已经举办3届，共有9人获奖，其中来自中科院国情小组的就有两位：陈锡康和胡鞍钢。

　　事实上，自20多年前国情研究诞生以来，就与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并且体现出独立的价值。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国情研究兴起的大时代背景是中国政治决策制度的变化。1978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以此为起点，中国也开始恢复民主决策，而后扩大了决策领域。

　　1986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会后，在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上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文中强调，要在决策研究中引入科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成为当时执政的共同理念。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6年兴起的国情研究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时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是这样的看法。”在此前召开的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回忆说，“社会上追求快速致富，水要加快流，不惜破坏资源环境，不顾不可持续发展带给后代的后果。”

　　凑巧的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首个破题的国情研究无意间触及了一个时代的命题。1986年底，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对中国农村基本国情进行分析研究，看看中国农业发展的“后劲”，要求“开门见山，一语道破”。

　　知识渊博、善于综合和协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立三欣然领衔承担，组织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科学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调配一批科研骨干和青年科技人员组成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简称国情小组）。后来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孙鸿烈、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著名学者陈锡康、胡鞍钢、王毅等都是国情小组的骨干成员。

　　1989年1月，国情小组完成了第一份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对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制约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关系进行了综合性、系统性和趋势性分析，不仅指出了问题，而且划分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框架及21世纪上半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周立三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来形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概括了我国存在的“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及“工业、城市快速发展与农业、农村相对落后”两个基本矛盾，同国情小组成员一起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过程将面临人口“三大高峰”、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多重挑战，应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实施保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样的结论无疑对沉浸在“地大物博”梦中的人们是一记当头棒喝。即使在今天，20年前关于中国发展的多重困境、现代化持久战和非传统发展模式这三大观点也足以振聋发聩。

　　《生存与发展》迅即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续两期登载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索要报告全文。同志对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张要让全国人民了解国情。在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和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邓楠领导下，胡鞍钢和王毅根据国情报告成果撰写了国情教育系列电视片文稿，在北京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播出。国情报告结果迅速转化成决策依据和公共知识。

　　1992年，第二份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面世。国情小组在国内最早系统性地论述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充分性与必要性，当年许多重要观点和结论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证明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持续的影响力。

　　截至2001年，国情小组共陆续发表了8份国情报告，在确立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确立绿色发展战略等领域形成了系统性的研究观点、结论和政策建议，其研究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国情学派”。

　　国情研究是高度综合的科学研究，它既需要对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国家相对稳定的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真实的反映和正确认识，还要进而深入综合分析，给出趋势性判断，并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重大问题导向是国情研究20年来秉承的原则。“发展是国情研究永恒的主题，涉及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基本矛盾和基本关系一直是国情报告中的主角。”胡鞍钢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任何对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挑战都自动成为对国情研究的挑战，中国和发展一直是我们研究的关键词。”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毅研究员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国情小组多年来秉持的原则是强调战略思维，科学、冷静、谨慎乐观的研究视角，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际与国内相结合，重视观点研讨和征求意见，强调集体成果与团队精神，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与综合集成，对中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战略问题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胡鞍钢说，周立三先生反复强调，国情研究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他倡导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更关注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深度，强调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因此，研究成果不只是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力，最重要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对关系到十几亿人口的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周立三“不仅要求我们做出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表达，还要做到雅俗共赏、一看就懂、便于记忆的社会表达”。“为此，我们的国情研究既要进行历史性考察，又作前瞻性长期预测分析，既进行国内可比性研究，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分析，从而为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研究背景，提供战略决策知识”。

　　从1990年起，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和中科院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都对国情研究课题给予长期支持和资助。“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成为国情研究的宗旨。

　　胡鞍钢说，国情报告是中国科学院扮演国家“战略决策思想库”的最早研究成果之一，它不同于某个科学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若干政策的个人行为，而是综合科技界长期以来积累的自然资源考察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建立各种分析模型（如人口经济系统模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粮食生产预测模型等）进行大量定量分析得来的。研究报告还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历经多次修改而成。

　　“20年过去了，由周立三先生带领的国情小组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中国（学）研究，是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既多学科研究、又跨学科研究，既专业性研究、又综合性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胡鞍钢说。他表示，国情研究走过的20年，在提倡、推动和实践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以及制度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果说20年前国情研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敲响警钟，那么在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的时候，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经是紧迫之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可能造成社会风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稳定增长必然会因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社会腐败而难以为继。这决定了当前国情研究的主战场日益转向政治经济领域，涉及更为宏观和综合的公共管理研究。但问题也出现了，作为其基本科学支撑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综合科学调查如今变得沉默了许多。许多国情研究学者呼吁：不断提高国情研究的创新能力，重视基础科研支撑，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挑战，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寻找出路。

　　“在所有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是人与自然的差距在拉大。”胡鞍钢说，“基于20年前的第一份国情报告不难发现，当年预警的生态赤字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在扩大，这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始终是最大的挑战，而且现在更面临气候变化的突出问题。”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屠清瑛30年来从事环境科学研究，她在此前召开的周立三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提出，“目前，环境研究进入一个狭窄的方向，局限在污染物质的来源、分布、治理等环境污染研究，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绩有限。多少亿丢进太湖，多少亿丢进滇池！环境的问题是整个流域的综合问题，不光是污染物的问题，而且这些工作中国科学院很少参与。”

　　在上述研讨会上，郑度院士提出：“现在的研究所，研究单元小型化，能不能组成一些团队调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变化、青藏高原冰冻圈的影响？在公开而充分的科学论证之后，才能决定一些大型工程是否上马。”

　　“现在国情变化很大，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未来发展重点是什么，很多地方都很盲目。我去江苏盐城，市长什么都谈，恰恰不谈农业。现在似乎农业研究都边缘化了。”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佘之祥希望延续当年的国情分析。“不去一线作艰苦的调研，只从网上找资源，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前做经济地理研究的有三四十个单位，现在没几个了，这种结果实际是受到了SCI论文评价政策的影响。周老并没有发表多少文章，但恰恰在国家重大项目上做出有影响力的工作。”

　　“这几年，地学研究、农业研究严重脱离经济社会实践，团队没有了，领头人没有了，大的课题没有了，线断网破人散。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否则下一代不知道科研怎么搞法。”石玉林院士期待再打几场大战役。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虞孝感认为，人口结构、人口的迁移等变化在当前的区域发展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提议续写新时期的《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施雅风院士也建议将“环境与生存”作为中科院地学部的咨询项目，紧接着是农业问题和控制大城市的发展。

　　王毅表示，“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和利益冲突中，把研究建立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发扬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担当起科学家的责任，不断为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方案建议，是国情研究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情研究，还是地学、农业研究，都要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以及面临的新问题，重新定位研究方向，创新研究理论，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以适应新时期的形势变化的要求。”三牛注册链接